审视历史长河，在丁文江与李四光交往的记录中，若李四光在1950至1951年间所言为肺腑之言，那么他在1944年以前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诸如称呼“丁文江”、力邀其复出、撰写悼念文章、前往长沙拜谒其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的颁发活动等——便显得尤为虚假。反之，若这些行为源自真挚的情感，那么李四光在1950年后的表现便显得尤为令人费解。
李四光地质考察中。
自尹赞勋诗始
章丁李四，地质声名远。
章夫子万民敬，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为常，评人莫简断。
四人议不定，妄图迈新步。
李四光，名次前后不同。
尊前敬后我已变，同行如何称呼？
地质创业首人，史无前例。
丁翁阀首笔不停。
“无题”诗作，尹赞勋作。1902-19841983年先生住院时所作。
尹赞勋
尹赞勋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1940-42自1957年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堪称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
尹氏晚年为了梳理一生的得与失，便着手依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部回忆录。这部作品在病榻之上完成，取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这首诗或许是在诗人回忆往昔时，经过多次修订后才最终收录于书卷的末尾。不久之后，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不幸离世。
此薄册篇幅不足十万言，却蕴藏着丰富的史料，价值斐然。遗憾的是，其纸质与插图质量均不尽人意。该作早在1983年便已完成，却不知何故，直至1988年8月方才问世，其间的延宕不禁令人感到几分疑窦。
此诗描绘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段悬案，其表述却颇为含蓄。欲透彻领悟此诗，便需对诗中提及的地质学领域专家章鸿钊的相关知识有所掌握。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历史。
章鸿钊、丁文江与翁文灏，乃我国现代地质学及地质事业的开创者。他们共同创建的地质调查所，成果斐然，人才济济，声誉远播海内外，堪称我国地质科学领域的瑰宝。继之归国的李四光，曾相继执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者。他在科研、教育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
丁文江不幸于1936年初与世长辞。翁文灏则于1948年末被列入战犯名单。
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正式作出决定，设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并任命李四光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章鸿钊先生担任顾问。11月初，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首次扩大会议。会议伊始，由李四光同志主持，他在诚挚邀请章鸿钊先生发表讲话后，发表讲话对这位资深前辈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并特别强调：“此次会议堪称章老先生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所举办的首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章鸿钊先生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初创贡献尤为卓越。因此，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非他莫属，正是章先生本人。
“非他人所能出其右”，此四字鲜明地确立了“创始人”的尊贵地位，意在废除丁、翁二人，唯章氏独享崇敬。
在政权交替的关键时期，李四光凭借时势，改写了我国地质学的历史篇章。在政治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原本占据主流地位的地质学者们丧失了发言权。自此，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李四光的历史定位成为了讲述我国早期地质学史的唯一准则，同时也长期成为我国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争论焦点。
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那些长期沉寂于苦涩记忆中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以及那些致力于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纷纷突破旧有的无形壁垒，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等被尘封的真实形象，一一呈现在世人眼前。然而，那些曾尝尽艰辛、心有余悸的人们，在“翻案”的道路上，每迈一步都显得格外谨慎，步履维艰。
1983年下半年的尹赞勋先生，身患重病，预感到生命的终点即将到来，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他在撰写生平回忆录的过程中，为了捍卫历史的公正，为了推动地质学在中国未来的蓬勃发展，留下了他在生命尾声中的激昂心声。
尹赞勋诗释读
说尹赞勋的诗。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与李四光。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各不相同。章鸿钊备受尊敬，而翁文灏则因被错判为“战犯”而遭受打压，声誉扫地，难以恢复。
第二节阐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析不可过于片面，而应秉持辩证的视角，予以客观分析。若对这四位人物缺乏公正的评价，恐将对中国地质学领域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节，李四光理应位居第四之席。对于李四光，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成立之初，我由衷地“尊敬”他，视他为师长；而此后，我的态度转变为心存“敬畏”却选择保持距离。不知同仁们对此有何见解？（其实为明知故问）。
第四节中，位居首位的章鸿钊先生，其卓越成就主要集中于地质史的研究领域，而现代地质学的成果则相对较少。被誉为“地学泰斗”的丁文江与翁文灏，方才是我国地质学界的两位杰出领袖。在“莫惜笔墨赶著文”的表述中，一个“莫”字显然是催促人们迅速著文，为丁、翁两位先生洗刷冤屈。
在同期创作的诗作中，作者无一例外地详细标注了具体的写作日期，乃至具体到某月某日，甚至精确到某个时辰。然而，这首诗却仅以“1983年患病住院期间创作”寥寥数语概括。其创作过程之漫长，未能最终定稿，反映出作者在用文字表达内心纷扰时，所遭遇的难以言喻的困扰。
总的来说，他对于中国地质学史上“四大家”的定位有着明确的看法：其中，丁文江与翁文灏当属最为杰出的代表。
依据笔者对历史文献的研读，梳理现代科学史上的诸多悬案，尚有许多课题待解。本文将聚焦于探讨“四大家”中的丁文江与李四光之间的交往史，其他议题则留待后续篇章进行阐述。
丁文江，地质调查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画卷中，丁文江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
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诞生于江苏泰兴。自幼便沐浴在崇尚经书、追求仕途的传统教育之中，并曾参与过秀才的选拔考试。16岁那年，他被带到日本，然而，强烈的政治激情让他难以静心研学，更难以忍受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在18岁那年，他……（1904年）踏上英国的征程。在两年的预备学习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进入英国顶级学府剑桥大学的机会，然而，由于经济原因，我不得不很快离开，转投格拉斯哥大学的怀抱。在那里，我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成功获得了地质学和动物学的双学位，并熟练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三种语言。
1911年春，丁文江完成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携所学归国。依照当时清政府的规章，留学归来的学子须赴北京接受考核。丁文江参加了在紫禁城内，以皇帝名义举行的殿试。1911年10月4日，榜单揭晓，丁文江荣列榜首，荣获“格致科进士”的荣誉。成为中国史上最后一批“海归”进士仅六日，辛亥革命便爆发，终结了封建帝制的统治。
自民国时期以来，丁文江迅速崭露头角，迅速成为我国早期地质科学界的领军人物。
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实业部之下设立了地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一职。随着政府的北迁，到了1913年2月，丁文江应召担任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的科长。不久，他的上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创设地质调查所。同年9月4日，丁文江正式被任命为该所的首任所长。回顾历史，这一时刻距今恰好满百年。
在我国现代地质学的演进过程中，相较于众多地方性的地质调查机构，地质调查所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在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科发展之中，其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界（研究、教育、调查、学术团体）地质调查所居核心。
我国科学界泰斗蔡元培、任鸿隽等均曾对地质调查所在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引领与示范作用给予高度认可。他们对该所领导人丁文江先生非凡的才华与卓越的成就亦不吝赞美之词。
自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面对人才匮乏的紧迫需求，丁文江毅然决然地牵头创办了旨在培育地质调查人才的“地质研究所”。该所于6月启动招生，并于10月正式开学。随后，他将所务移交给了比自己年长的章鸿钊接手。1916年，首批学员学成毕业，多数人得以留所工作，使得地质调查所的业务由此蓬勃发展。
深谋远虑于学科的长久繁荣，丁文江持续关注地质学人才的培育。他留意到，北京大学于1917年得以复兴地质学科。（后改为地质系）随后，由于师资力量有限，教学质量颇受影响。丁文江先生曾就此问题向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蔡元培先生虚怀若谷，欣然接受，并委托他代为搜寻优秀人才。
1919年五月，丁文江陪同梁启超赴欧洲进行考察。在旅途中，他得知了一位名为李四光的人士，此人已于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地质系成功获得硕士学位。于是，丁文江积极设法与他取得联系，并竭力邀请他归国，于北京大学担任教职。
生前身后的尊重
李四光，字仲揆，出自湖北黄冈的世家。其祖父厍里，蒙古族裔，精通汉文，以开设乡间私塾为业，并与汉族女子结为连理，其后代遂以李姓为姓。清末新政风起，张之洞在湖北大力兴办学堂。在父母的支持下，小仲揆于1902年寒冬时节，携带行李，踏上了前往武昌的求学之路。在武昌求学一年半后，他被选派赴日本深造。留日期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专攻“舶用机关”专业，立志日后为我国造船事业贡献力量。1910年夏日，他学成归国。同年9月，他抵达京师，参加了“海归”考试，凭借卓越的成绩荣获“工科进士”称号。1913年，他再次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起初学习采矿专业，后因深感采矿与地质密不可分，遂转至理科地质系深造。1918年5月，凭借《中国之地质》这篇优秀的论文，他荣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随后踏上了欧洲大陆进行地质考察之旅。
1919年，丁文江在欧洲进行考察之际，得知李氏的情况后，便迅速将此事向蔡元培校长进行了汇报。随后，李四光很快便收到了蔡元培校长发来的聘任书。次年5月，正值而立之年的李四光踏入北大校园，正式担任地质系教授的职务。
1920年，丁文江再度礼聘美国德裔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归国，委以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学研究之重任，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古生物学课程讲授。
丁文江特邀这两位地质界的翘楚加盟北大，地质系的教学质量由此焕然一新，与地质调查所亦形成了紧密且互补的合作格局。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与工作中的点滴关怀备至，两人间私交深厚，关系融洽。李四光对学校及系所的建设贡献卓著，而丁文江亦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地质学馆楼的落成，正是得益于丁文江的独到建议。（《李四光年谱》第104页；以下简称为“《李谱》”）
在数年的发展中，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大学地质系汇聚了一批杰出人才，从而将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引上了正规化的道路。1922年1月，丁文江领衔着手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组建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将李四光的名字列入其中。至同年2月学会正式成立，李四光便被推举为首任副会长之一。在抗战胜利之前，李四光始终热心于学会的各项活动，曾担任多届会长及副会长职务。（夏湘蓉、王根元编纂的《中国地质学会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于1982年，具体内容见第7页。）
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学的创立、奠基以及其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地质学界的“共主”。李四光先生对丁文江先生的贡献深怀敬意与钦佩。在1923年，当李四光先生从事科化石分类的研究时，他甚至将一个新属命名为“丁文江属”，以此表达对丁文江先生的敬意。（《李谱》，p63）。
“诸如李四光先生、陶孟和先生、唐钺先生等，原本便是我们讨论聚餐的常客。”由此可见，丁文江与李四光之间的联系，已超越了单纯的地质学领域。
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杨杏佛于1933年6月不幸遭刺身亡，这一事件令学界同仁们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悲愤。他们对研究院的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并在后继人选上达成了共同的观点：只有丁文江才是合适的接任者。李四光等老友纷纷积极劝说他接受总干事一职，但起初却遭到了丁文江的婉拒。6月23日，丁文江赴美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并在会后进行了访问。在此期间，丁燮林……（代理总干事）众多人士，包括李四光、傅斯年等，联名向丁文江发出诚挚邀请，力荐其担任总干事一职。在劝说的长信中，他们字字推敲，句句饱含深情，无论从公私、情感还是道理的角度出发，都极尽所能地运用激将之术，以期促使“丁大哥”接受这一重任。
当前研究院所处的境地，固然充满了挑战，若不振奋精神，实难维系。一旦失去，先前投入的国家资金以及我们倾注的辛勤汗水，都将化为乌有。放眼学术界，似乎无人具备如此的气魄。面对正义而不挺身而出，这岂是“丁大哥”的作风？
信中几句，似李四光手笔。（地质所所长）和傅斯年（历史语言所所长）
地质研究所与史语所在北极阁地区均计划建造居所，其中地质所预计年底即可完工，而史语所则可在次年春初竣工。兄台可在此地设立多个工作空间，所需参考资料与辅助人员亦能轻松获取。担任总干事之初，自是事务繁杂；然数月之后，定能抽出大量时间用于个人工作。此乃我们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绝非虚言。（摘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第392-394页）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一职。自此，丁与李共事于同一院系。同年12月，李前往英国进行学术交流，期间由丁文江代为负责指导地质研究所的日常工作。（《李谱》，p117）。
1935年岁末，华北局势紧张，丁文江为国家的长远未来，着手大西南的备战工作。他亲自踏足湘粤铁路沿线，对煤矿资源进行实地考察。不幸的是，在旅途中，他不幸遭遇煤气中毒，因救治不力，于1936年初不幸离世。
得益于学术上的紧密联系，1936年伊始，李四光在英国听闻丁氏不幸离世的消息，便在即将完成的英文著作《中国地质学》的“自序”中，对丁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返国之后，他更是亲自前往岳麓山左家陇，对丁文江先生的墓地进行了一番虔诚的拜谒。（《李谱》，p126）；黄汲清亦曾受到特别指示，需尽快整理丁文江先生的地质学遗著。（《李谱》，156）。
1936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并从中选拔了7位成员，他们依次是翁文灏、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这份名单蕴含了两层深意：一方面，它凸显了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一方面，它巧妙地揭示了丁文江逝世后，中国地质学界顶尖人物声望地位的排列顺序，其中翁文灏位居榜首，李四光紧随其后，位居第二。（《李谱》，p123）。
1940年三月，首届丁文江奖金颁发典礼由李四光先生亲自主持。（《李谱》，p135）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荣幸地颁给了李四光先生本人。（《李谱》，p146）在先后发表的讲话与书面陈词中，他均不吝溢美之词，表达了对已故友人丁文江的崇高敬意。
至此，审视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的情谊，可谓情深似海，谊厚如山。
1950年地质工作会
在李四光于1945至1949年期间的活动记录中，并未出现与丁文江有任何关联的记载。
1950年6月2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首次扩大院务会议之际，李四光副院长发表了关于思想改造的演讲，其言辞意蕴深远。思想改造运动尚未启动。该报告指出，近二十至三十年间，我国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买办思维。作者将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归咎于根深蒂固的“买办教育”体系。
李四光担任院领导职务的首场发言，即以此为基点进行深入拓展，经过二十日的精心酝酿，最终得以公之于众。（参照《李四光全集》第八卷，第181至182页）一类是在外国人的支持下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人，他们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大成，堪称“智者”；另一类则缺乏外国人的支持，或是不接受他们的指导，独立工作的“不幸者”。他还指出：“在这种买办选拔的制度下，虽然曾培养出一些杰出人才，但遗憾的是，这些人才大多将服务外国置于祖国之上。”
此处陈列着两枚镜面，“聪颖之士”映照出的是丁文江的形象；“不幸之人”则映射出李四光的身影。
李四光
继此之后，李四光的阐述，其影响从整个科技领域精准聚焦至地质学领域。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作出决议，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并由李四光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1月1日至7日，一场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扩大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李四光亲自担任会议主持。通过查阅1984年出版的《李四光传记》，我获得了关于此次会议的若干信息。（根据陈群所著《李四光传》，第207至208页）：
六十余人齐聚一堂，会议由李四光先生亲自主持。本次会议重点围绕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架构、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1951年的工作规划以及地质教育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2. 章鸿钊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表达了他对与会者的喜悦之情，并高度赞誉此次会议为地质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3. 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应以此身份与会）发表讲话，彰显了中央政府对此次会议的坚定支持。他强调，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不仅符合与会者的共同愿望，更是在政府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策。
4. 在发言中，李四光不吝溢美之词，对章鸿钊赞誉有加，表示“本次会议无疑是章老先生自开创我国地质事业以来所主持的首次重要集会”。此语蕴含双层含义：首先，它对此次会议予以高度评价，既可理解为自我国地质事业发轫以来最为关键的会议，亦能解读为在此之前，尚无其他重要地质会议召开。其次，它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开创者是章鸿钊。到了1951年9月，章鸿钊在南京辞世。李四光在随后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地质学会追悼会上发表致辞，强调“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者非他者，正是章先生”。正如本文开篇所明确指出的，其主旨旨在明确否认丁文江与翁文灏对地质事业的创始之功。
5. 在会议的闭幕致辞中，李强调道：“本次会议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大家团结一心，皆大欢喜。”然而，他亦提醒大家保持警惕：“团结的力量固然强大，但反团结的势力亦不容忽视。”李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仅愿投身于研究工作，不愿承担行政职责，然而现实环境却不容许他如此。他言道：“经过深思熟虑与激烈斗争，我认识到只追求个人兴趣实为自私之举。因此，我决定顺应人民的需要，尽我所能，直至力不从心为止。”
我们对于此次会议的全面实况尚一无所知，亦无从查阅到关于此次会议的基础文献，特别是李四光的大会报告及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在1996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这篇在“开创我国地质事业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上发表的关键性讲话，竟然未能收录其中。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全书附录的“李四光著作总目录”中，亦未对该讲话进行标注，这无疑让后世学者感到困惑与失望。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基于对众多当事人的深入访谈，倾力创作了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收录于《新生界》杂志，1995年第3期，地质出版社出版）披露了会议细节。
随后，进入了分组讨论环节。一日，李四光在发言中，骤然举起一张丁文江的画像，“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据当时在场者所述——何建明注），他大声斥责丁文江为“地质学界的学阀”（即“地阀”——樊注）、“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主义的爪牙、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帮凶”等等。与会代表们如同遭遇晴天霹雳，面面相觑，一时间惊愕得无法作出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
会议结束之后，数位胆怯的代表纷纷围上前，向他们尊敬的章鸿钊老先生请教。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政治，这真是可怕啊！”章老先生躲到了一旁，带着几分胆怯，低声嘀咕着。
在史学研究的标准框架内，何建明先生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中确有若干处存在不准确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然而，经过对多种史料的仔细对照，此处所引用的段落内容依然值得信赖。
“团结的力量固然存在，但反团结的力量亦不容忽视。”这是在提醒大家要明辨形势，切勿成为“反团结的力量”。他紧接着又说道，在行政岗位上，只要人民有所需求，就必须尽职尽责，直至力不从心。这番话语同样富含深意。
在地质学界，或许唯有此界，见证了如此戏剧性的变革。当中国地质界的大一统格局下，“李”字招牌的旗帜高高飘扬，竟意外地将已故15年的“丁大哥”再次请上祭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缅怀与致敬。
1951年谈“良心”。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于京城举办年度盛会。时任学会理事长的李四光，在此次年会上发表了长达篇幅的演说。该演说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所为之事》为题，陆续登载于诸多报刊之上。（本文收录自《李四光全集》第八卷，第236至259页。）在演讲伊始，他便巧妙地构建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氛围，将政治与学术领域紧密相连，将“三座大山”的阴影投射至地质学界。他详细列举了帝国主义实施“科学侵略”的种种手段，并明确指出地质学界已存在一个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这无疑是对地质学界过去40年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所取得的成就的彻底否定。
他强调，每一位地质学者都应将革命的正反效应作为审视自身过往工作的基准。据此，他展开了一段看似自谦的反思，随后便巧妙地过渡到了对丁文江的批判。他以1936年1月所撰写的英文著作《中国地质学》为切入点，开始了这场探讨。
我的《中国地质学》一书，原本是以演讲稿拼凑而成，急匆匆在伦敦问世。尽管至今未能如我所愿以中文版形式在中国出版，这便是我必须反省的一个案例。在书序中，我提及了丁文江。众多地质同行，包括我本人，都深知，他是我最激烈的对手，并非因为推动中国地质学的发展。然而，在他离世后，我仍需克制内心的真实感受，对他进行虚假的赞誉，称颂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地质事业，以此展示我的宽厚之心。但这种虚伪的行为，岂不是在欺骗自己？
或许是久经英文笔触的磨练，后续的文字表述略显生硬。他所欲传达的，实则是我曾被丁文江深深欺凌，然而在他离世后，我在《中国地质学》一书的序言中提及他，并对他的一生倾注于我国地质事业的艰辛付出给予赞誉。我之所以如此行事，乃是出于一种表面上的宽宏大量，实则这种行为违背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显得虚假而不诚，实为自我欺骗。
追溯至1936年初，当李四光于英国得知李氏遽然离世的消息时，他正在钻研其著作《中国地质学》。（《中国地质学》）自序末段：
As the culmination of my manuscript preparations neared, a somber note was cast upon my endeavors with the tragic news of the passing of a dear friend and esteem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may not be inappropriate, therefore, to seize this moment to honor this distinguished individual, whose unwavering dedica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has been truly remarkable.
仿古文风试译：
恰逢拙作整理完稿之时，不幸听闻友人丁文江博士仙逝的噩耗。若在本书中赞颂丁君，这位为中国地质科学繁荣竭尽全力者，实属恰当之举。
昔日，他以学者独有的深情，哀悼着自己的挚友与敬重的同仁。然而，16年后的今天，他却痛彻心扉，对自己当年所流露的情感深感懊悔。
不禁让人疑惑：李氏所提及的“违背我的良知”，是发生在1936年，还是1951年呢？
1952年提“进攻”。
自1951年11月起，中国科学院便启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的统一安排下，李四光在院部内部进行了一次“自我批评”。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在3月20日的自我批评中，李四光提及了他在归国之初遭遇的两次挑战，其中一次是丁文江的邀请，他希望李四光能前往北京大学任职，并兼任农商部的工作。（行走，亦称“行走官员”，旧时宫廷与官府中一类无明确官职，专司具体事务处理的官吏——樊注）第二次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翻一翻历史旧账。
丁文江，以对友情的深切关怀著称，颇具“大哥”气度，因此在朋友圈中，他享有“丁大哥”的美誉。面对李四光家中经济拮据的现状，回国初期因学期交替而存在时差，还需等待一段时日方能至学校授课并领取薪酬。恰在此际，丁文江身兼农商部矿政司第四科科长的要职。（丁文江年谱，145-146页）李四光被指派至本部门任职，以确保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前能提前获得数月的薪资。自李四光开始在北大授课以来，他勤奋工作，然而生活条件却颇为艰苦。丁先生再度伸出援手，为李四光寻觅了一份兼职，任命他为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梁启超为馆长）即便仅领取半薪，金额为250元，收入亦能显著提升。
在探讨第二件事件时，鲁迅在1925年的年底至1926年初的杂文中，曾两次以嘲讽的笔触提及李四光。在这场论战的交锋中，李四光于1926年1月30日特地致信《晨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明确表示自己担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一职，每月仅领取半薪，即250元。（陈群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至71页）。
抛开纷繁杂乱的争论，丁大哥对李四光的援手无疑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李四光当年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却已不得而知。时光荏苒，转眼间33年已逝，当初的两次援手却在不经意间演变成了“两次进攻”。
“进攻”一语，承载着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曾警示，那些从战场转向城市工作的革命队伍成员，可能会“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猛烈袭击”，在糖弹的诱惑面前，他们可能会遭受失败。1952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相互交织。在“五反”运动中，常听闻有革命干部因未能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最终败下阵来。
换句话说，李四光深信，在历史长河中，丁文江曾两次对他施以糖衣炮弹的策略进行攻击。
三十三年前，我吞下了那颗糖衣包裹的药丸，而今日，我需直面那进攻的炮弹，奋力反击。
回首过往，审视丁文江与李四光之间的交往史，若真如李四光在1950至1951年间所吐露的那番肺腑之言，那么在1944年之前那些所谓的尊称“丁文江”、劝其出山、撰写序文以悼念、长沙拜谒墓碑、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的授受活动等行为，便显得尤为虚假。反之，若这些行为源自真挚的情感流露，那么李四光在1950年之后的所作所为便显得格外难以理解。
丁文江的名字似乎在岁月的长河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偶尔只以“买办学者”的标签出现在一些批判性的文字之中。在后来的访谈中，李四光提及丁文江的次数虽不多，但每每涉及，总是与第四纪冰川的议题紧密相连。或许，所谓的“庐山论冰”正是李丁二人关系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它在1950年那一年被引爆。关于这一事件，笔者计划另行撰文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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